論韻第七

韵书的种类繁多啊，创作辞赋骚选就用古韵，有通韵，有协韵，有转注；创作近体诗就用今韵，始于沈约的《类谱》，如今在唐代被裁定为《礼部韵略》；创作曲子，就用元代周德清的《中原音韵》。古乐府全部属于古韵；宋词还沿用诗韵，到了金代未能完全改变；到了元代人谱曲，用韵才开始严格。周德清生活得最晚，才开始编辑成这部韵书，创作北曲的人遵守它，小心谨慎不敢有出入。唯独南曲大多旁入其他韵，如支思之于齐微、鱼模，鱼模之于家麻、歌戈、车遮，真文之于庚青、侵寻，或又之于寒山、桓欢、先天，寒山之于桓欢、先天、监咸、廉纤，或者甚至东钟之于庚青，混同没有分别，不亚于乱麻，使得作曲的方法完全丧失，而有见识的人常常为此掩口而笑。北剧每折只用一韵。南戏换韵，已经不符合古法，到了每韵又出入数韵，却安然不觉得奇怪，多么窘迫啊！古词只有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，终究没有出入一字。如今偶尔有一二字失韵，都是后人传讹；至于〔眼横秋水无尘〕等语，原本不用韵，元人本来就有这种体式，因为它偶尔与侵寻本韵相近，何元朗就指责为失韵，世人于是群起附和，王实甫蒙受冤屈很久。我新刻的《考正西厢记注》中，辩论得很详细，不仅为王实甫洗清冤屈，也为世上那些平庸盲目而妄加讥评的人下一剂针砭罢了。南曲自从《玉玦记》出现，宫调的筋节，和押韵的严格，才开始成为反正的祖始。近来词隐大力宣扬其波澜，世上趋之若鹜的人比比皆是。然而《中原》的韵，也大有说法。古时作韵，如周顒、沈约、毛晃、刘渊、夏竦、吴棫等人，都博览典籍，富有才情，一部书的完成，不知经历多少岁月，花费多少考索，还不能完全满足后世的胃口。周德清是浅陋之士，韵中略微疏解数语，就已经文理不通，他所谓的韵，不过是杂采元代以前贤人的词曲，掇拾成编，并非真正明白五声七音的旨意，辨别诸子百家的奥秘。而且周是江右人，大多带土音，离中原很远，未必字字订正过，这是想凭影响之见，来著成不可更改的典则，怎能保证没有背离而不协于正的呢！大概周的韵，其功不在于合而在于分；而分之中还有不尽然的地方。如江阳之于邦王，齐微之于归回，鱼居之于模吴，真亲之于文门，先天之于鹃元，试着细呼它们，殊自径庭，都应该进一步分析。而其合得不经的，平声如肱、轰、兄、崩、烹、盲、弘、鹏，旧属庚、青、蒸三韵，而今两收东钟韵中；浮与蜉蝣的蝣同音，在《说文》也作缚牟切，今却收入鱼模韵中，音为扶，而在尤侯本韵，竟并其字削去。浮读作扶，这是方言。呼字必须本之《六经》，即《诗》《菁莪》说：〔载沈载浮〕，下文说〔我心则休〕协，《角弓》说〔雨雪浮浮〕，下文以〔我是用忧〕协，《生民》说〔蒸之浮浮〕，上文以〔或簸或蹂〕协。三百篇是吾宣尼氏所删而存的，不从此，而想区区以方言变乱雅音，为什么呢？而且周的韵，本来是為北词设的，今為南曲，则更有不可从的。大概南曲自有南方的音，从其地，如遵其所为音且协的，而歌龙为驴东切，歌玉为御，歌绿为虑，歌宅为柴，歌落为潦，歌握为杳，听者不亚于群起而唾骂！至于每一声音的字，也漫併太多，如《菽园杂记》所讥的，各韵都是。吴兴王文璧，曾字为厘别，近欈李卜氏，又增校以行于世，于是南音渐正，可惜不能更定其类，而入声的鴃舌，还仍其旧罢了。涵虚子有《琼林雅韵》一编，又与周韵略似，则也是五十步之走。或者说周韵行之已久，今不宜易更；则渔模一韵，《正韵》业已离之为二了。周德清可更沈约以下诸贤的诗韵，而今不可更一山人的词韵吗。而且今之歌者，为周德清所误，抑复不浅，如横之为红，鹏之为蓬，只可在韵脚偶押在东钟韵中者，作如是歌可耳，若在句中，却当仍作庚青韵的本音，今歌者概作红蓬之音，而遇有作庚青本音歌者，辄笑以为不识中州之音了，敞至此哉！即就他所谓东钟二字，立作韵目，也又自不通。诗韵的一东、二冬、止取一字；今取二字作目，非以声有阴、阳二字的缘故吗？则惟是取一于阴，取一于阳可也，乃东钟、支思、先天、歌戈、车遮、庚青则两阴字，齐微、渔模、尤侯则两阳字，寒山、桓欢、廉纤则阴、阳两倒；仅江阳、皆来、真文、萧豪、家麻、侵寻、监咸七韵不误，要也是其偶合，而非真有泾渭于其间。既两取而曰江阳，则阴字当即首江字，而今首姜字，又真文而首分邻，侵寻而首鍼林，监咸而首菴南，则他所谓偶合的，而目与韵，又自相矛盾，亦何取而以二字目之也！至谓平声的有上、下，皆以字有阴、阳的缘故，遂以阴字属下平，阳字属上平，尤为可笑。词隐先生想创一韵书，未就而卒。我的反周，大概为南词设的。而中多取声《洪武正韵》，遂尽更其旧，命曰《南词正韵》，别有蠡见，载凡例中。